很好地继承了传统北派山水的审美特征和精神内核，崇高峻伟、大气磅礴、全景构图、笔墨并重的形式语言，承载着雄浑壮美的审美诉求、顽强自信的民族精神、凝重热烈的家国情愫、崇高正大的人格理想、雄强豪迈的诗性情怀。遵循北派山水鼻祖荆浩“度物象而取其真”、“气质俱胜”的艺术思想，主张“笔墨回归丘壑”。摈弃一味沉溺于故纸堆中的腐朽积习，更多地去鲜活的大自然中汲取创作灵感，强调形神并茂的艺术表现。相较于文人画重意轻形、自我消遣的笔墨游戏，亦或是模仿西画的实景再现等等，新北派山水显然更容易激发出观者的审美激情。

自唐末以来已成为中华艺术之主流。不过山水画中的“山水”由衬托成为主体，始于玄学兴起后的民族大融合时期。到了五代两宋时期，山水画承继六朝、隋唐传统的人与自然相融的牧歌式的宁静特征，表现道家的“仙界”、佛家的“禅境”、儒家的“世外桃源”成为这一时期山水画的象征内容，也莫定下中国山水画的主基调，并从而成为后世争相效仿的楷模。

寄情于山水之间，追求“画中见我”，以达到一种情景交融、虚实相生、意味无穷、妙不可言的状态。写意不仅能抒发画家的个人情怀，表现人格精神，更体现着宏大的生命意识与宇宙观念，是人性的表现，也是山水画的精妙之处。水与墨相互交融渗透，呈现出多样变化，对线条的运用更是出神入化，使观者徜徉在似与不似之间，物我浑融，妙趣横生。

山水画开始脱离人物画成为独立的画种，是在六朝时期，宗白华说：“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，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”。当时顾恺之绘有《庐山图》，被誉为“山水之祖”；宗炳著有《画山水序》，谈山水与“道”的关系，奠定了中国绘画的哲学基础。深圳中国山水画的发展，和魏晋玄学的兴起有关。 “以玄对山水”，用山水体现玄学的意味，而引发师恩钊中国山水画的勃兴。